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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建宇,张恒,郑哲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成人心脏外科中心(北京 100037)
通信作者:
郑哲,Email:zhengzhe@fuwai.com
此文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微信公众号文章改编
关键词:美国心脏学会年会;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心血管外科
引用本文:瞿建宇, 张恒, 郑哲. 2021年美国心脏学会心血管外科热点研究解读(二).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2, 29(5). doi: 10.7507/1007-4848.202202034
摘 要
在2021年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年会中,共有6项心血管外科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揭晓,本文将对其中3项涉及心脏瓣膜手术同期治疗策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前抗血小板药物管理及术后二级预防抗血小板治疗效果的研究进行解读。
1 退行性二尖瓣反流手术同期三尖瓣修复研究
退行性二尖瓣关闭不全是心脏外科手术中的常见病种,临床上这类患者多合并不同程度的三尖瓣关闭不全。对于合并三尖瓣重度关闭不全的患者,业界公认应该同期行三尖瓣成形术来阻止三尖瓣反流的恶化、维护右心功能和降低肺动脉压力;但对于轻度或中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是否应同期手术处理,目前国际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保守观点认为针对轻中度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成形手术属过度治疗,在延长体外循环手术时间和增加医疗成本的同时,还增加永久起搏器植入、三尖瓣置换等并发症发生风险[1]。针对这一指征,2020美国心脏病学院/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瓣膜病管理指南中为Ⅱa类推荐(B级证据)[2],2021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瓣膜病管理指南也将此作为Ⅱa类推荐(B级/C级证据)[3]。由于证据质量不佳,以上推荐较难指导临床治疗,临床医生倾向于根据三尖瓣环有无扩张作为是否需要同期手术干预的依据[2]。
针对二尖瓣退行性病变合并中度及以下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是否应该在二尖瓣手术同期行三尖瓣修复手术这一重要问题,美国胸外科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AATS)所属心胸外科临床试验协作网络(Cardiothoracic Surgical Trials Network,CTSN)发起了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4]。这项研究(Concomitant tricuspid repair i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mitral regurgitation)自2016年启动该试验以来历时5年,共纳入3个国家39个心脏中心的401例患者。研究发现,同期接受三尖瓣成形术的患者在2年时的复合主要终点事件(因三尖瓣反流再次接受手术、三尖瓣反流相对于基线进展两级、出现重度三尖瓣反流或死亡)发生率低于单纯接受二尖瓣手术的患者,发生率降低的驱动因素是进展为重度三尖瓣反流的减少。这项研究将未按随机手术方案执行的比例控制在1%以下,通过较短随访观察期(2年)即达到预期研究目的,可谓高效而经济[5]。除了高质量实施和显著的研究结果外,在研究设计和结果方面该研究亦有不少亮点。
首先,研究将目标患者人群锁定在退行性二尖瓣关闭不全合并轻、中度三尖瓣关闭不全患者。非退行性二尖瓣疾病(比如风湿性瓣膜病)合并三尖瓣关闭不全也是临床中多见的情况,但在北美地区退行性病变仍占主导。研究排除了功能性二尖瓣关闭不全、结构性原发性三尖瓣病变、严重不可逆肺动脉高压、容量管理不当可能影响瓣膜功能评价等人群,尽可能保障了结果的均质和易于解读。二尖瓣疾病的病因学特点对我们理解这项研究的结论尤为关键,因为我国瓣膜病病因仍以风湿性病变为主,不能从该研究中获得直接结论。然而从笔者所在阜外医院的长期统计结果来看,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变的占比已从10年前的15%增加到目前的40%,且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人口和健康结构的转变,也预示了未来瓣膜手术面临的变革。
其次,为了避免三尖瓣关闭不全程度过于笼统,研究还分别针对轻度和中度的三尖瓣关闭不全开展了亚组分析。研究入选的患者三尖瓣关闭不全以轻度为主,中度关闭不全的比例仅为3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主要结局在轻度关闭不全患者中可能有尚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差异(3.4% vs. 6.1%),中度关闭不全患者同期三尖瓣成形手术的优势更确切(4.5% vs. 18.1%)。这一结果提示退行性二尖瓣手术时,对合并有中度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同期行三尖瓣成形的获益更为显著。
再次,研究设定了三尖瓣反流再次手术、三尖瓣反流加重和死亡的复合终点作为主要结局,综合评价同期三尖瓣成形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复合终点的各组分终点分布来看,同期三尖瓣成形手术有效阻止了三尖瓣反流加重(0.6% vs. 6.1%),是复合终点阳性的主要驱动因素。除了减少三尖瓣反流加重的可预期结果之外,其它结局体现了研究更大的价值。同时研究数据显示,同期三尖瓣手术确实显著增加了房室传导阻滞以及心动过缓植入永久起搏器的风险(14.1% vs. 2.5%),但并没有增加心力衰竭或再入院治疗等其它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主要终点包括永久起搏器植入,则试验结果将出现反转。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纳入的二尖瓣手术约90%是二尖瓣成形手术,可以看到欧美在退行性瓣膜病变手术策略上,积极地选择成形手术;患者中有23%同期接受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或卵圆孔未闭修补手术。
在研究局限性方面,因受样本量限制,主要观察终点涵盖了超声指标和临床结局,仅能从单一指标中去尝试理解研究发现,随访中有10%的患者没有完成超声检查,评估三尖瓣反流程度不够全面完整。此外,尽管研究对三尖瓣关闭不全进行了严格的定义以及第三方超声结果判读,但在超声评价和等级分组时仍不可避免有人为判定的偏倚存在。
尽管这项研究目前仅揭示了2年随访结果,但其初步肯定了退行性二尖瓣手术合并轻、中度三尖瓣反流同期行三尖瓣成形手术的获益,为国际现行临床指南更新提供了高质量RCT证据,对指导心脏外科临床治疗具有重要参考和应用价值。我们期待研究的5年远期结果能够进一步阐释同期三尖瓣手术在改善临床结局和患者症状等方面能否体现优势,并提供更充分、更全面的证据。
2 DACAB-FE研究
CABG术后以阿司匹林为主的抗血小板治疗是二级预防的基石之一。然而,CABG术后6~12个月内仍有超过10%的患者再发心肌梗死、卒中等严重缺血性不良心脑血管事件[6-7]。阿司匹林抵抗导致抗血小板不足,继发血小板激活及系统性高凝状态,最终引起不同部位血栓形成、桥血管衰败,是术后早期再发不良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8]。
针对这一重要临床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赵强教授团队提出了基于替格瑞洛的CABG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新策略,包括替格瑞洛+阿司匹林的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以及替格瑞洛单药抗血小板治疗,并通过严格设计的多中心RCT(The different antiplatelet therapy strategy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trial,DACAB研究)评价了这两种新策略的有效性与安全性[9]。DACAB研究的主要研究结果于2018年公布,结果显示,与单药阿司匹林相比,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的DAPT显著提高了术后1年静脉桥血管通畅率[9]。然而,早期桥血管结局毕竟只是临床预后的替代终点,DAPT所带来的早期静脉桥血管结局获益能否进一步转换成远期的临床结局获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0]。
DACAB-FE研究(DACAB Trial:Follow-up Extension)尝试对这一科学问题做出回答。该研究是DACAB研究的一项观察性延长随访,纳入了原所有的500例患者,原随机治疗1年完成后不再研究性干预患者的抗栓治疗策略,而只是进行直至术后5年的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再次血运重建、因不稳定心绞痛再住院)的临床随访观察。研究发现,与术后第1年内单药阿司匹林或单药替格瑞洛治疗相比,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的DAPT均显著降低了术后5年内的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其中主要是减少了心肌梗死和缺血性卒中,而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无显著差异。同时单药阿司匹林与单药替格瑞洛比较,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无显著差异。研究者实现了95.4%的5年随访率(中位随访时间62个月),并从DAPT的作用机制出发设置了多个有效性终点和安全性终点,通过合理、完整的分析,为DAPT用于CABG患者二级预防提供了高质量证据。
对DACAB-FE的解读可以是启发性、发散性的。第一,该研究利用RCT研究的高质量数据进行远期临床事件的随访,对基于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不同组合的三种CABG术后抗血小板治疗策略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做出了详细分析。既往已有TiCAB研究[11]、POPular-CABG研究[12]、TAP-CABG研究[13]等多个RCT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短期的研究探索,但DACAB-FE是首个提供了几乎完整的5年随访数据的研究。尽管受限于观察性的研究设计、远期随访中复杂的交叉换组、无法避免的终点事件回忆偏移以及有限的样本量及终点事件数,DACAB-FE的研究结论仍然具有很好的证据强度。第二,研究中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集中发生在术后第1年内(约15%),其后第2~5年每年约新增2%~3%,这提示了CABG术后心血管事件的高危期集中于术后早期(1年,尤其前6个月),为进一步探索术后DAPT的最佳疗程提供了启示。第三,受限于既往研究的数据质量,早期桥血管结果与患者中远期预后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缺乏定论。临床观察中确实也可以发现相当部分无临床表现,不导致MACE的所谓“临床静默”的桥血管病变[10]。本研究通过对早期(术后1年)桥血管影像学结果与中远期(术后5年)临床事件的关联分析,提供了确定性的答案,即早期桥血管通畅率的改善与中远期预后的改善有明确的关联,同时这种获益主要来自于自发性心肌梗死和再次血运重建的减少。第四,在目前多支动脉桥的使用率仍然不高的情况下,针对静脉桥血管的优化,无论是获取技术的优化(如No-touch)[14]还是二级预防策略的优化(如DAPT)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研究中,DAPT组术后5年MACE事件发生率为13.2%,这一结果已接近ART研究[15]、RADIAL研究[16]中多支动脉桥组的结果(分别为12.2%与12.5%)。大胆假设,最优化地获取和使用静脉桥血管联合DAPT也许可以更加经济可行地取得类似多支动脉桥血管的临床效果。
总的来说,DACAB及DACAB-FE研究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外科领域重要的里程碑式研究。以CABG为起点的综合治疗,包括CABG新技术的应用、二级预防策略的优化、用药依从性的改善、生活方式的干预等,有望使CABG获益得到持久化、最大化,为患者提供更好的预后。
3 RAPID-CABG研究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主要表现之一,联合阿司匹林和P2Y12受体抑制剂的DAPT疗法可显著降低ACS患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等缺血事件发生率,并已成为这类患者的标准药物治疗策略[17]。然而,约10%的ACS患者需要行外科血运重建,对于这类患者,如何平衡术前停用DAPT导致的缺血事件风险和持续使用DAPT造成的手术相关出血风险一直是外科医生面临的难题,不同临床指南的推荐及证据等级存在较大差别[18-21]。对于目前广泛使用的替格瑞洛,ACC/AHA指南建议在CABG手术前至少停用替格瑞洛5 d(Ⅰ类推荐,B级证据),ESC和日本指南则建议至少停用替格瑞洛3 d(Ⅱa类推荐,B级证据),然而这些推荐均基于实验室药物代谢动力学或观察性队列研究,尚无严格设计的RCT证据[18-21]。
RAPID-CABG研究(A randomized study of early versus standard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mong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treated with ticagrelor)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的多中心RCT,该研究纳入了143例正在接受替格瑞洛治疗且需要进行CABG手术的ACS患者,评估了术前替格瑞洛停药2~3 d(即早期手术策略)相较于停药5~7 d(即延迟手术策略)的安全性,主要终点为围术期出血事件通用定义(universal definition of perioperative bleeding,UDPB)中的3~4级出血事件,研究假设为早期手术策略的大出血事件风险不显著高于(非劣效性)延迟手术策略。研究结果证实,尽管早期手术策略组的残余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活性更高,但在大出血事件方面早期手术策略组达成了非劣效(非劣效性检验:P=0.025),在术后12 h胸腔引流量、输血制品风险均相似,同时早期手术策略组总住院时间显著缩短(3 d),而延迟手术策略组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出现缺血事件需要早期手术。
RAPID-CABG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项探索CABG术前替格瑞洛停药时间的RCT。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心外科相关临床试验存在特殊的患者招募、研究开展难度,该试验的样本量和事件数相当有限,少数事件(UDPB 3级出血事件)驱动了主要结局,研究结论还有待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对于死亡、心肌梗死、卒中等更为重要的临床结局,该试验的效力显著不足。此外,仅根据药物代谢动力学设置一个相对固定的停药时间(2~3 d)也许也并不适合所有患者,基于患者基础特征(年龄、性别、合并症、手术方式)和血小板功能检测结果等进行个体化的术前替格瑞洛停药时间管理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种策略可有效降低出血风险并优化术前等待手术时间,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22]。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瞿建宇、张恒负责论文撰写、论文内容调整及润色;郑哲负责论文总体设想和设计。
参考文献略。
作者介绍
通信作者:郑哲,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哲教授致力于心血管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 20 余年,获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人才奖励。主要从事以医疗质量评价和改善为导向的大规模临床注册登记研究、以临床结局为评价依据的观察性研究及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及流行病学、个体化精准医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主持科技部“86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4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于 New England Journal Medicine、Circulation、JACC 等期刊发表论文 52 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300,并以第一完成人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项。
来源: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华医学会胸心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