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概述》于近日发布，报告由国家心血管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质控）中心组织编写，基于全国医疗质量监测和调查数据，全面分析和展现我国心血管病专业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现状和变化趋势，并提出未来的重点工作方向和改进建议。
心外时空特结合报告数据，总结中国心血管医疗格局的七个关键趋势，供大家参考，也恳请各位老师指正。
2023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服务体系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量化扩张。然而，在服务总量激增的表面之下，一场更为深刻的结构性演进、资源再分配与临床实践模式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国家心血管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发布的《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概述》，基于覆盖全国8119家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庞大数据，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图景。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出院诊断包含心血管病的住院患者高达7649.8万人次，较2022年激增47.3%；其中，以心血管病为主要原因住院的患者达1823.7万人次，同比增长46.3%。本报告旨在穿透数据的表层，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深度剖析，揭示正在重塑中国心血管医疗格局的七个关键趋势。
数据揭示了心血管医疗服务网络一种显著的“一体两面”或“双向运动”趋势：服务网络的“广度”在迅速扩张，而服务的“深度”——尤其是对复杂疾病的诊疗能力和患者流——则日益向头部机构“集约”。
首先是广度的扩张。2023年，收治心血管病住院患者的医院总数达到8119家，同比增加43.8%。这一增长主要由二级医院驱动，其数量增幅高达60.1%，远超三级医院。相应地，每百万人口收治心血管病住院患者的医院数量从4.0家增至5.8家。这组数据清晰地表明，心血管病诊疗服务的基础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铺开，服务可及性在物理层面得到增强。
然而，与广度扩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深度的集约化。一个关键指标——院均出院患者中位数——揭示了患者流向的真实动态。2023年，三级医院的院均出院中位数从2022年的2912人次显著增加至3512人次。而二级医院的该项数据则不升反降，从834人次下降至607人次。
这一升一降之间，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趋势：尽管更多二级医院加入了心血管疾病的诊疗行列，但患者，尤其是病情可能更为复杂的患者，正加速向技术和资源更为集中的三级医院流动。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向质量迁徙”或“向复杂性迁徙”的现象。单纯增加服务网点的数量，并未能等比例地截留患者，而头部机构的“虹吸效应”反而愈发显著。因此，整个服务体系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分化：基础服务网络不断延伸，而高精尖技术和复杂病例的诊疗经验则在加速向金字塔顶端集中。广度扩张，深度集约，成为当前服务体系演进最核心的特征。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不仅是冠心病治疗的主流方式，其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一种“洪流”级别，从根本上定义了冠脉血运重建的格局，其体量和增速将外科搭桥手术远远甩在身后。
2023年，全国PCI手术量达到惊人的193.10万人次，较2022年暴增40.3%。这一数字不仅标志着PCI技术迈入了“准200万例时代”，更使其成为所有心血管高精尖技术中无可争议的体量之王。这种超过40%的年增长率，已非简单的有机增长，而是标志着一种模式的加速确立。
PCI的主导地位在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对比中更为凸显。2023年，PCI与CABG的例数比值攀升至29.1:1，高于2022年的28.8:1。尽管CABG作为一种重要的血运重建方式，其绝对手术量也在增长，但在PCI的爆炸式扩张面前，其相对占比被进一步稀释。
支撑这一趋势的是基础设施的同步扩张。能够开展PCI的医院数量在2023年增加了21.5%，总数达到3536家。这表明，支持PCI技术大规模应用的硬件和人力基础正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普及。
综合来看，这一趋势已从“介入优先”演变为“介入主导”。PCI的巨大体量、惊人增速和不断扩大的实施网络，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它正在成为冠脉血运重建的默认策略。这种强大的路径依赖，客观上塑造了从临床决策、医生培养到产业投入的整个生态链。介入即主流，已不再是趋势，而是现实。
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心血管医疗质量提升的路径上，高科技、操作驱动的“硬技术”高歌猛进，而作为基石的、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GDMT）却呈现出停滞甚至下滑的“温差”。
技术的热浪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前所述，PCI手术量激增40.3%。同样，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治疗量也实现了50.6%的同比增长，达到12.5万人次。这些数据表明，对于有明确操作路径、效果立竿见影的先进技术，医疗体系的吸纳和推广能力极强。
然而，药物治疗的“温度”却显得不尽如人意。在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的治疗中，尽管关键的“门-球时间”等流程指标在改善，但几种核心二级预防药物的出院处方率却在2023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下滑。与2020年的数据相比，2023年阿司匹林、P2Y12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他汀类药物的出院使用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例如，他汀类药物的使用率从2020年的89.7%降至2023年的79.7%。在心力衰竭领域，拥有坚实循证依据的新型药物SGLT2抑制剂，其出院处方率仅为36.2%，显示出巨大的证据到实践的转化差距。
表1：部分指南指导药物治疗出院使用率变化 (%)
数据来源: 《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概述》
这种技术与药物之间的“温差”客观存在。它指向一种潜在的系统性倾向：对有形、高价值的“术”的关注度和执行力，可能超过了对无形、但同样关键的“药”的长期管理。这种在药物治疗上“知行不一”的鸿沟，可能会削弱高成本技术操作带来的长期获益。重术轻药的“温差”，是数据呈现给我们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高风险、高复杂度的部分心血管外科手术，数据清晰地展示了一种强大的“规模效应”或“马太效应”：年手术量越大的医院，患者的结局指标越好。这客观印证了在机构层面，“实践出真知”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这一趋势在主动脉外科领域的数据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报告中的图表直观地展示了四种高难度主动脉手术的年手术量与住院结局之间的强相关性。
•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TEVAR): 年手术量少于50例的医院，住院死亡率为6.0%；而在年手术量超过100例的中心，这一数字骤降至1.6%。
• Bentall手术: 差异更为惊人。年手术量低于10例的医院，死亡率高达13.7%；而年手术量超过50例的中心，死亡率仅为3.8%。
• 全主动脉弓置换术: 年手术量低于10例的医院死亡率为14.7%，而超过50例的中心则降至6.6%。
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死亡率上，也同样反映在“非康复离院率”（包括死亡和非医嘱离院）这一更广义的负性结局指标上。随着年手术量的增加，所有四种主动脉手术的非康复离院率均呈现出明确的下降曲线。
这组数据并非孤立的数字，而是一条关于“机构经验”的剂量反应曲线。它横跨四种不同的复杂术式，一致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在高难度外科领域，手术量是决定质量的关键变量。高手术量中心通过积累经验，优化流程，提升团队协作，从而改善患者结局，这又会吸引更多病例，形成一个专业能力的良性循环。数据客观地表明，对于这类高风险、低频次的手术，将病例集中于少数高水平中心，是保障患者安全的有效路径。在手术台上，手术量是硬通货。
TEVAR、Bentall、全弓等主动脉手术年手术量 vs 死亡率的“剂量-反应关系”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起病凶险的致命急症，而数据揭示，患者一旦被诊断为此病，其后续的治疗路径便被划分为一道鲜明的分水岭，通往截然不同的结局。这道分水岭就是：是否接受了外科或介入干预。
数据显示，在2023年收治的7.4万例主动脉夹层住院患者中，有高达47.0%的患者未接受外科手术或腔内修复治疗。这是一个极其显著的比例，意味着近一半的患者停留在保守治疗或非干预路径上。
而两条路径的终点，则由冰冷的数字清晰界定。
• 干预组: 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的患者，合并计算的住院死亡率为2.5%，非康复离院率为7.7%。
• 非干预组: 未接受手术或介入治疗的患者，住院死亡率攀升至6.7%，非康复离院率更是高达22.1%。
两组数据对比，非干预患者的死亡风险是干预患者的2.7倍，发生不良结局（非康复离院）的风险是后者的2.9倍。尤其对于死亡率极高的A型主动脉夹层，其总体住院死亡率为8.5%，非康复离院率高达25.3%，进一步凸显了有效干预的极端重要性。
报告并未提供47.0%患者未被干预的具体原因，可能包含患者拒绝、存在绝对手术禁忌、诊断延误或医疗资源限制等多种复杂因素。但无论原因为何，数据本身已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疾病，手术或介入干预是决定患者生与死的关键选择。数据量化了这条分水岭两侧的巨大鸿沟，凸显了在急性主动脉综合征的救治链条中，确保有适应证的患者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干预，是与提升手术技术本身同等重要的核心挑战。
心血管CT影像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质量革命，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降维”与“升维”并行的双轨趋势。“降维”指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大幅降低对患者的潜在伤害（辐射剂量），而“升维”则指通过应用更先进的设备与技术，提升诊断的精准度和能力。
“降维”的证据确凿且令人鼓舞。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检查的中位辐射剂量，在四年间实现了持续且显著的下降，从2020年的7.96 mSv，一路降至2023年的4.69 mSv，降幅高达41%。这意味着患者在接受同等价值的诊断信息时，所承受的辐射风险已大幅降低。
这一成就的背后，是技术的“升维”。报告显示，辐射剂量的降低与高端CT设备的普及直接相关。2023年，已有78.5%的CCTA检查是在128排及以上或双源CT等先进设备上完成的，这一比例远高于往年。在三级医院，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7.6%。更先进的扫描模式（如前瞻性心电门控）和重建算法（如迭代重建）的应用，是实现低剂量、高质量成像的技术基石。
然而，在整体向好的趋势中，数据也指出了持续存在的差距。例如，在对比剂注射方案上，仍有60.5%的检查采用单期注射，而非指南更推荐的、能优化图像质量并可能减少对比剂用量的双期或三期注射方案。
总体而言，CCTA的发展轨迹是数据驱动质量改进的典范。它展示了技术投资如何直接转化为患者安全的具体获益。射线在降维，诊断在升维，这条通往更安全、更精准诊断的道路已经清晰可见，但要将技术的全部潜力转化为临床实践的每一个细节，流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课题。
CCTA 检查辐射剂量逐年下降
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现代重症医学的终极生命支持技术，其应用正在快速扩张。然而，数据也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技术能力的延伸，并未线性地转化为患者生存率的提升。这构成了一种“ECMO悖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续命工具，但同时也面临着其应用边界与巨大代价的考验。
ECMO的应用广度在增加。2023年，接受ECMO支持的患者数量增至1.6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能够提供ECMO技术的医院数量也增加了22.7%。这表明ECMO正从少数顶尖中心的“奢侈品”，变为更多重症监护室的常规武器。
但与应用扩张相伴的，是令人警醒的结局数据。2023年，ECMO支持患者的总体非康复离院率高达58.0%。更为关键的是，与2022年相比，除了31-60岁年龄段外，几乎所有年龄组（包括新生儿、儿童、青年和老年人）的非康复离院率都出现了上升。这意味着，随着ECMO应用的普及，它可能被用于救治病情更重、基础条件更差、预后本就极度不乐观的患者，从而拉高了整体的不良结局率。
并发症进一步放大了风险。在接受ECMO支持的患者中，若合并消化道出血，其非康复离院率高达71.7%；若合并脑卒中，该比率也达到64.4%。这些数字量化了在生命支持的极限状态下，多器官功能衰竭带来的巨大挑战。
ECMO趋势是尖端医疗技术困境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技术部署仅仅是第一步，更艰难的是后续的临床决策：如何精准选择适应证、如何精细管理并发症、如何把握撤机时机。技术拓展了生命的边界，但数据也记录下了这背后沉重的代价。
ECMO“代价”之重
《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概述》并未提供观点或预测，而是以其海量数据，构建了一个精确、客观、多维度的坐标系。在这套坐标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数个强有力的变化向量，它们共同定义了中国心血管医疗的当下格局：
• 服务体系在广度上扩张，在深度上集约。
• PCI技术以压倒性优势主导冠脉血运重建。
• 高精尖技术的热浪与基础药物治疗的“温差”并存。
• 高难度外科手术的质量与手术量呈现强正相关。
• 是否接受干预成为主动脉夹层患者结局的鲜明分水岭。
• 诊断影像在更安全（降维）与更精准（升维）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 ECMO的应用在拓展生命边界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代价与选择的深刻命题。
这些由数据定义的趋势，是当前塑造中国心血管病临床实践、质量控制和体系结构最核心的驱动力。数据已经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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